回顧過去，澳門在新技術應用上並不差。早在香港尚要接線生才能駁通外國電話時，澳門已可直撥國際長途。說近一點，澳門有些項目早著先鞭，但不是爛尾、苟延殘喘，就是去向成疑，折射出不少公共行政問題。
例如澳門焚化爐中心曾是亞洲典範，周邊國家、地區不時組團來澳取經，惜早行人止步，前幾年還發生“飛灰事件”，居民現在看到其釋放出的煙霧，質疑聲四起。污水處理方面，澳門使用的技術也曾領先過，但至今超過27年，早不勝負荷，澳門半島污水處理廠近6年竟將一半污水，在未完全處理下就排出。近月更因管道日久失修而停廠搶修，生活污水“原汁原味”直接排出海，社會嘩然。當今世界最講究環保，一直是全球人均GDP前列的澳門，竟落後如此。
還有澳門早在2008年第四季已在北區的裕華、建華、金海山等屋苑，試用固體垃圾自動收集系統，新加坡兩三年前才開始試行。遺憾澳門一試九年，至今半死不活，去向成疑。白紙一張的石排灣公屋群無用，新城填海諮詢亦被遺忘，到底政府想點？若系統不好，索性取消；若系統可用，應加以改良或大力推廣至其他區，減少人力並令市容更好。
回歸後，特區政府一直想推動電子政務，實為早期的智慧城市概念之一，不過講多過做，多年來一直在研究、諮詢、組織跨部門小組之上，兜兜轉轉，建樹有限。以上三個例子正好說明，有再好的技術、概念都沒用，人腦的智慧、心態唔掂一樣無運行。
今次特區政府見真章，邀請阿里助拳，是筆者一直主張的做法。澳門地少、人少，無必要事事自己研究，或設立自身的一套標準。自身條件有限就引用外地先進經驗，自身技術能力不足就外判、開標購買，省時方便。政府部門應主力抓政策、行政、資源分配，不能事事親力親為。好像幾年前交通局試圖自主研發巴士報站系統，以為好醒，結果幾經試用、調整，屢遭批評，無疾而終，最後外判了事。現在巴士公司的系統有一定口碑。
然而特區政府與阿里合作，社會有不少隱憂、不明之處及批評。最大隱憂是私隱，始終港澳人認為內地對私隱不重視，無論內地公司技術多上乘，但在私穩範疇形象並不怎討好。但早有資訊科技人士指出，若讀者正使用內地出品的手機應用程式，私隱權早旁落，何需阿里出手？信不信由你。這方面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必須與時並進，又是澳門弱項。
另有不明處及批評在於，阿里貴為實力雄厚的內地巨企，但尚有其他差不多份量的競爭對手，如華為、騰訊等，外國相關大型企業更不在話下，特區政府何以對阿里情有獨鍾？雖則雙方只簽署合作框架協議，但內容包括了雲計算中心的建設、政府數據整合等實際工作，到底此是協議還是商業合同？從報道看，這幾是服務合同了，如此政府有否貨比三家？這項目實際上可作國際洽商及招標，對澳門或許更有利。更重要的是，特區政府計劃投資多少去落實《構建智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》，用多少預算去打造智慧城市？具體工作計劃如何？這些均為重要問題，政府無具體公佈，只說每筆預算將因應每個項目單獨產生，單獨判給，即又是“鋪鋪清”老路，與立法會細則性審議當中的《預算綱要法》大原則相違背。至此，特區政府該開誠佈公，否則私相授受等疑雲，將催生無限陰謀論，無論對計劃本身，或者對特區政府本已不高的管治威信均百害而無一利。公帑使用應該公開透明，方為陽光政府。
其實智慧城市範圍很廣，除政府部門資訊、資料互聯互通，打破數據孤島效應，提升行政效率及便民之外，開放原始數據、資料，讓社會、商界、學界開拓更多新技術、新做法亦是重點，如城市管理、出行交通以至日常生活等。這些更需法律作支援，特區政府必須擺正心態、有部署，第一步是制訂資訊公開的相關法律，規範政府部門及各公共服務機構，適度公開其數據及資料，讓有心人或企業分析、研發，否則事倍功半。
甄慶悅
（原載於 2017年 8月號《商訊》